（引述至美國增長與發展委員會主席邁克爾-斯賓塞）
美國經濟危機爆發前的特點是金融機構和家庭的槓桿比率過高、促使資產泡沫膨脹，最終資產泡沫破裂，金融機構和家庭的資產負債表遭到不同程度破壞。 經濟危機過後應重新確定資產價值、削減槓桿比率、恢復資產負債表——結果是現在的儲蓄率上升、國內需求嚴重不足、和失業急劇增加。
因此，美國現在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是，是否像一些人認為的繼續實行財政和貨幣刺激舉措。 可以肯定的是，在危機最嚴重時期，龐大的財政刺激政策和寬鬆貨幣政策有效地防止了信貸緊縮，並限制了資產價格和實際經濟活動的惡性循環。 但是，這個時期已經結束了。
原因很簡單：危機爆發前過度消費至少導致了部分短暫的、不可避免的結果——致使後危機時期消費受到抑制、需求減少和失業率提高。 反週期政策可以適度減輕這些負面影響，但不能彌補危機造成的危害，也不能加速經濟復甦。
由於消費者儲蓄傾向增加和重新積累淨價值，美國政府通過增加赤字實行的刺激措施對家庭收入帶來的好處被削減。 從企業角度來講，當庫存週期恢復後，投資和就業才能隨著需求的增加而增長。 需求回升之前，企業仍將實行成本削減措施。
問題是赤字開支(deficit spending)正在與經濟現狀打一場注定失敗的戰爭，美國經濟正在削減槓桿比例，並且調整資產負債表、出口和微觀經濟結構——簡而言之就是未來的經濟增長潛力。 不管是赤字開支還是無赤字開支，這種結構調整最終都會發生。 因此，制定政策政策時必須認識到，完成結構調整的速度是受限的。
試圖超越這種速度限制不僅可能損害財政收支、美元的穩定性和彈性，而且有可能使經濟和政府財政非常容易受到未來超過加快投資和就業帶來的有限短期利益更大的衝擊。 需求將復蘇，但是複蘇將非常緩慢。
誠然，資產價格已經足以幫助恢復資產負債表，但可能不足以幫助消費。 家庭和企業的資產負債表都得到更充分的修復之前，消費不會顯著復甦。 來自目前貿易盈餘國家(中國、德國和日本等國)的外需提高可以幫助美國增加一些需求。 但是，這也涉及到這些經濟體的結構改革，因此需要時間。
此外，外需增加也需要美國做出經濟結構改革，這也需要時間。 這並不是說重新平衡全球需求並不重要。 恰恰相反。 但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在三至五年內做更多恢復全球經濟增長基礎的工作，而不單單是在短期內恢復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平衡和就業。
現在，使用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的最好的方法是重視分配問題，尤其是面向那些已經失業或潛在失業的人群的分配問題。 在這種經濟衰退時期較長的情況下，有必要大量和長期提供失業救濟金。 那種認為失業救濟金將阻止失業人員尋找工作的論點在正常情況下的是可取的，但不是現在。
目前的失業畢竟是結構性的，而不是不恰當實行刺激舉措導致的。 應該有限、酌情地增加失業救濟金和延長發放時間。 當就業的結構性障礙有所減少，失業救濟金的發放應恢復原有標準。 這樣做不僅會減少目前失業人員正承擔的不平等的負擔，也將有助於維持消費，還可能減少那些害怕未來失去工作的人的一些預防性儲蓄。
貨幣政策是一個更加複雜和艱難的平衡。 更為激進的利率政策會降低資產價格(或者至少減緩美元的升值)，增加浮動利率的債務負擔，並引發資產負債表壓力增加和無序性去槓桿化，比如取消抵押品贖回權。 所有這一切都將使經濟復甦放緩，甚至導致經濟停止複蘇。
但是放棄這種方法也會帶來一定後果。 低成本信貸不大可能在短期內對消費產生重大影響，但它可以造成資產價格通脹和分配不當。
很多其他國家希望美元走強，利用利差交易減少資本流入，減少管理他們自己的貨幣升值的需要，以避免對其經濟競爭力產生不利影響。 總之，美國這樣一個脆弱的經濟體正在採用的貨幣政策將導致全球經濟扭曲，這需要許多其他國家做出政策反應。
從政治角度來看，這場危機已被描述為一場金融監管的失敗，不負責任的放貸助長了系統性風險。 這使得實體經濟中的人群感覺他們像受害者，不過這些受害者在危機之前購買了大量的房屋、休假、電視和汽車。
不幸的是，這種認識促使政策制定者採取了過多的補救措施，即使在邊際收益非常低的時期。 我們現在最需要做的是向失業人員提供支持，通過清楚地說明削減赤字計劃來穩定政府財政，真實地說出中期經濟增長預期，在基本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恢復資產負債表並令經濟有序復甦。 (發自美國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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