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據一﹕銀行危機的全部成本。銀行這時可能會說﹐政府正在逐步收回救助成本。美國政府預計將從出售花旗集團(Citigroup)的股份中獲利。英國政府的救助損失也已從500億英鎊(合750億美元)降至100億英鎊。但這些數值均不包括對經濟造成的損失。據Haldane估算﹐2009年全球產值較危機前水平下降約6.5%﹐相當於4萬億美元。當然﹐在危機發生前﹐大型銀行可能也為經濟增長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雖然銀行危機造成的經濟損失中只有部分不可挽迴﹐但其數額仍然非常巨大﹐銀行無力償還。
論據二﹕政府向大型銀行提供的隱性補貼的規模。通過觀察一些評級機構給予銀行的個體與支持評級差異﹐Haldane計算出了補貼數額。個體評級不僅遠遠低於支持評級﹐而且自危機發生以來這種差異在不斷擴大﹐因此﹐政府隱性支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將這些評級差異與收益率進行對比後﹐Haldane計算出全球主要銀行獲得的年均補貼高達600億美元。而且﹐據他計算﹐全球排名前5位的銀行佔到了總補貼額的90%。
這些都是社會所承擔的實際成本。認為能通過提高資本要求(實際上是對銀行課稅的一種形式)抵消這部分成本的想法就真的現實嗎﹖Haldane對此產生懷疑﹐並認為﹐如果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決策機制賦予監管機構關閉大型銀行的能力﹐那麼上述想法顯然就不現實。除此之外﹐大銀行帶來的收益與風險是否成正比﹐這也是一大問題。一些學術研究機構認為﹐當資產規模超過1,000億美元時﹐銀行的規模經濟效就有減弱、甚至轉負的趨勢。也許﹐銀行業巨頭就是因為規模太大﹐所以不好管理。
如果Haldane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麼一個經過了徹底改革洗禮的銀行系統不僅會更加強壯﹐對危機的免疫能力有所提高﹐而且還能起到推低服務價格﹐推動經濟更快增長的作用。銀行家和政界人士們﹐你們好好想想吧﹗
From Simon Nixon 2010.04.01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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